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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發教授訪談(上篇): 讀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根本邏輯

發表時間:2020-1-4 11:10:00 來源:國際日報 
 

       北京1月3日電(記者 潘超平 實習 韋玉晶)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問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就這個重大問題作出重大決策。
       2020年1月1日出版的《求是》雜志發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此進行了深入的闡述。文章分為“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和“抓好全會精神貫徹落實”兩大部分。

       日前,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宋才發教授就相關話題接受了新華網、人民網、中宏網等大型媒體的專訪。宋才發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二級教授,廣西民族大學特聘“相思湖講席教授”,貴州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民族法學學科團隊領銜人,博士生導師。



        記者:文章強調,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上應該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政治問題,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也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宣言書。您對此怎么解讀?
       宋才發教授:執政黨在建黨初期篳路藍縷、風雨兼程,歷盡磨難、初心不改、不辱使命。執政黨始終以建黨引領興國、以強黨引領強國,不遺余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也是實現國家法治現代化的根本和關鍵。當下“中國之治”的核心問題,是必須堅持和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十八大以來,根據國內外形勢發展的需要和法治建設存在的現實問題,黨中央及時做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執政黨做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科學表述。十八屆四中全會確定“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和“總抓手”。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上應該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政治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采用一次中央全會的方式專門研究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問題并做出決定,十九屆四中全會算是頭一次。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需要有一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體系,需要進一步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強化國家制度執行力,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優勢,使之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確實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也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宣言書。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文章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具有豐富的實踐成果。您對這里所強調的“底蘊”、“優勢”“成果”怎么解讀?
       宋才發教授: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
       文明國度的法治本質是依法治理,體現人類追求公平正義的基本訴求。法治體系是涵蓋法律規范的規則之治,內涵不僅包括“硬法之治”,也包括“軟法之治”,還包括硬法與軟法相結合的“混合之治”。良法是善治的基礎、前提和路徑,完備的法治體系是法治國家的基本標志,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基礎。我國法治體系的構建和法律規范由“文本”變為“現實”,需要經過法律實施的一系列實踐過程。中國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和法治體系還處于建設階段,各種關系的調適和調整模式尚未最終定型。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
       執政黨治國理政的基本形式是推行法治,基本目標是實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早在1935-1948年的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執政的條件下,就以土地政策的調整為主線,形成了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相適應的法規政策,用法律的形式把抗日根據地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固定下來,創造性地構建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法制體系”。在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莊嚴地宣布“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標志著長期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共產黨人開始武裝進駐城市,人民政權進入在城市合法重建的歷史階段。1949年9月27日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18條規定:“政務院設政治法律委員會”,其擔負的職責和“任務是負責指導內務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員會、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并受主席毛澤東和總理周恩來的委托,指導與聯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和人民監察委員會”?!罢畏晌瘑T會”的政治地位和權力配置,實質上就類似于1980年1月24日成立的“中央政法委員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當時的“政法委是個指導機構,又是一個議事和執行機關”。這段歷史經驗表明“黨管政法”工作,“實際上是通過探索性的組織機制、運作技術,在黨政關系、黨法關系和其他關系的均衡互動中實現的?!比欢鴱闹腥A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不是法律,而是“中共中央文件”規定的政策,國家頒布的法律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試行)。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化大革命”,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開始由“人治”走向“法治”,國家法治建設和法治發展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黨的十五大率先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隨后經過黨的十六大、十七大的繼續發展,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執政黨做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科學表述。十八屆四中全會確定“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和“總抓手”。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上應該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政治問題。
       法治體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依托?,F代國家建設都要經歷政權與制度的構建、制度整合國家、經濟社會充分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四個歷史發展階段,中國當下正處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展階段。治國理政務必遵從國家性質的基本要求,從國情實際出發才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遵循的基本框架。由傳統國家走向現代國家,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選擇和必經階段,法治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法律是治國之重器,無論是治理一個國家抑或治理一個社會,最根本的是要立規矩和守規矩。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自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就把“依法治國”確定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依托。在中國這個具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里,執政黨要保證國家統一、政令統一和市場統一,必須秉持公平公正這根法律準繩,用好用足社會主義法治這個法治保障?!霸诜擅媲叭巳似降取辈皇且痪錁苏Z口號,任何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對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形式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和以言代法?!耙婪ㄖ螄焙汀耙缘轮螄毕嘟Y合,是當下中國法治的鮮明特點。重視發揮道德對人的教化作用,促使道德體系同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銜接、相促進,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有利于實現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過硬”。在每一種法治模式當中,實質上都藴含著一種“政治邏輯”。中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質上是執政黨在政治上樹立自信、保持定力的真實體現。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土壤里土生土長起來的。2018年3月習近平把它稱之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所進行的理論創造,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重大理論成就,向世界提供了可供效仿的鮮活經驗。這個巨大的理論貢獻,主要體現為黨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機制創新。新型政黨制度運行的重要規則是民主集中制。在“民主集中制原則”當中,“民主原則”表現為在執政黨領導下與參政黨的廣泛協商討論;“集中原則”體現執政黨具有最后決定權;“建設原則”是新型政黨制度運行機制中一個重要原則,即通常所說的“重在建設”。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建設的主要成就,藴藏著新型政黨制度建設的基本經驗:(1)執政黨引領“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方向;(2)八個民主黨派共同推動新型政黨制度優勢的發揮;(3)建設成熟定型的政黨制度,既不能簡單地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模板”,也不能簡單地延續“中國歷史文化的母版”,只能堅持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特色;(4)堅持和完善新型政黨制度“中國智慧”是必不可少的。中國共產黨執政70年來,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同執政黨制度建設結合起來,促進了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進步,使黨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執政黨把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與中國時代特征、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結合,以強烈的責任擔當精神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形成了特色鮮明的關于黨的建設新理論新思想和新戰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顯著的制度優勢。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具體體現。從政治發展方面看,主要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1)政治制度的運行適應基本經濟制度發展的需要,有利于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有利于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2)政治制度的運作和實施有利于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凝聚56個民族人民的共同智慧和強大力量,能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艱難險阻。(3)始終如一地保持黨和國家的政治活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有利于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作用。(4)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統一,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全體人民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從經濟發展方面看,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1)在制度設計上有一個中長期的規劃,能夠提出問題并部署結構性改革,既有利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又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2)推進整體改革的頂層協調和統籌機制相當健全,政府不回避制度短板、不回避結構性矛盾,注重結構性改革,以利于實現和推進結構性優化。(3)國家更加注重全面協調發展,哪個領域的制度不適應全面改革發展發展的需要,就重點改革哪個領域的制度問題,注重解決和彌補結構性短板問題,通過制度調整和完善適應發展環境的變化。在當下和未來建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完善的制度體系,標志著執政黨既有堅定的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更有堅實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是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更加深刻、更加成熟的表現。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成熟定型制度體系的標準。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的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就高瞻遠矚地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备母镩_放初期黨和國家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指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薄爸贫群每梢允箟娜藷o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992年鄧小平又在南巡講話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弊允舜笠詠?,“國家制度體系建設”和“國家治理能力建設”,擺到了執政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突出位置。十九屆四中全會制定了實現國家治理法治化的“行動計劃”和“目標任務書”,強調要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方式,確保國家大政方針和未來發展方向的穩定性。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的實現需要分三步進行:第一步是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時候,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基本成熟和基本定型;第二步是到2035年的時候,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三步是到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任何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如何,無一例外都是由其綜合國力和經濟地位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較好地把政治優勢和經濟優勢結合起來,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特點和優勢,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能辦大事”“辦好大事”的好制度。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經濟快速穩健發展,創造了諸多讓世界震驚的經濟發展奇跡。譬如,2009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貨物貿易第一大國,2015年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進入了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與此相適應,國家各項社會事業也獲得了全面發展,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也大幅度提升。2019年9月24日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正是由于中國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才成功地應對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并克服無數艱難險阻,既保障了人民利益、激發了人民的創造力,又維護了社會和諧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發揚民主、集中民意、傾聽民聲、合乎民意的制度,是富有效率、公平正義的制度。
       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必定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制度,是能夠超越利益集團控制和影響的制度,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成熟定型制度體系的重要標志。能夠統一人們的意志、集中全國力量辦大事的制度體系,歷來是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的法寶。世界各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實力競爭,說到底是國家治理能力的競爭,盡管西方國家總是企圖把經濟發展與國家治理能力分離開來。無論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國家治理能力強并不等于就必然對市場干預多。有效的國家治理必然給經濟發展提供更有利于發展的條件,也必然給民眾生活提供更加寬松的環境。對于像中國這樣具有傳統習慣的國家來說,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水平就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當美國這個世界上頭號霸權國家,肆無忌憚的單方發動對中國貿易戰的關鍵時刻,中國能否在“貿易戰持續下去”的惡劣環境中挺住,能否始終保持經濟健康穩健發展、社會和諧有序,在極大的程度上取決于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和國家的治理能力。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扎實的制度優勢。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豐富的實踐成果。
       像中國這樣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完整發展階段而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究竟應當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在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沒有現成的答案,需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給予科學的回答。勞動人民掌握了國家政權并且可以保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但是并不等于就一定能把人民政權長期保持下去;人民翻身做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也不等于就沒有重新淪為奴隸的危險性,歷史從來沒有提供過這方面扎實而可靠的證據,需要中國共產黨人用鮮活的實踐經驗做出科學的回答。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是共產黨人的思想基礎和方法論原則。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始終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陀^現實要求執政黨高度重視和堅持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改革就突破不了思想禁錮,黨和政府就不可能“高度重視和堅持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就沒有出路。中國必須進行深入持久的改革開放實踐,改革一切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用改革促進市場經濟在中國落地生根,推動社會主義制度同市場經濟相結合,這是執政黨和中央政府在改革開放初期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實質上就是體制機制調整、創新再造以及制度完善、成熟和定型的過程,只有堅持全面改革開放才有出路。中國的改革具有系統構造、全面形塑和延伸深化的特征。譬如,中共十五大報告就指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模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生產力不發展,所有制再“純”也不頂用,人民群眾不能靠“畫餅充饑”過日子。所以,探尋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堅持用“三個有利于”作為評判一切改革開放措施做得對和不對的標準。衡量一種社會制度到底是先進的還是落后的?既要看公有制是建立在什么樣的生產力基礎之上,更要看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最根本的評價標準。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進行深刻總結得出的科學結論。只有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才能從根本上增強綜合國力,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基礎。
       在未來守正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堅持全面改革開放不動搖,準確把握國家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發展成就和顯著優勢,推動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效能。40年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和國家治理體系,在革除體制機制弊端的過程中不斷走向成熟和完善。對于一個具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來說,制度安排必須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要使多數人能夠認同、掌握和使用這一制度,制度必須為絕大多數人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服務,制度安排本身就體現著鮮明的價值導向。制度實施的結果和績效的好壞,是衡量和評價一個制度優劣的基本標準。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不是擺設,而是保障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取得成功的鑰匙。在這里既可以把40多年的“改革開放史”,放到5000年來的中華文明史、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170多年的中國近代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70年中國現代史的歷史長河中,進行縱向的歷史對比考察;也可以把這40多年來的歷史放到同期世界歷史坐標中,同世界各國的發展狀況進行橫向的歷史對比考察。無論人們怎么對比怎么看,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執政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的40年,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綜合國力,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使中國由一個被封鎖、被威脅的弱國,日益走向了國際舞臺的中央,成功地實現了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質的飛躍。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在認真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再一次得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九十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的科學結論。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中共十八精神的時候,就曾開宗明義地指出,必須“深刻領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長期實踐取得的根本成就”。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社會進入歷史“新時代”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就是一項舉世罕見的“主要成果”和“根本成就”。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對這個“根本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主題,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歷史成就,不僅極大的改變了中國,而且為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了新的更大的貢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豐富的實踐成果。


編輯 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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